“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胜亿优配，而是一种处境。”
这句话现在恐怕已人所共知，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女性争取权利的关键点，就是她们身处于家庭结构中的一个不利地位，这决定了她们的处境不仅难以挣脱，甚至很难被看见，毕竟所有人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如果不加以改变，女性权利就无从谈起，毕竟不打破鸡蛋，就没办法吃到煎蛋。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杰玛·哈特莉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的书名就鲜明地说出了核心诉求：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担了繁琐的情绪劳动，被默认为要安排好所有家庭事务，且很少有人来分担，但她们感觉受够了的时候，却只是被看作是“唠叨”和抱怨。
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并不是找一个“好男人”就能解决的，有时结果甚至更挫败：丈夫觉得自己已经比一般的男性配偶做得多多了，但对女性而言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这首先需要女性的处境得到充分理解：“我想让他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有事情需要处理时，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选择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
在东亚文化中，这样的性别分工更为刻板，社会上仍然固守着对女性“贤妻良母”的隐形要求。《五四婚姻》（孔慧怡著，岳麓书社，2023年9月）从民国时期的几对婚恋中，看到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批承受重负的女性两难的困境和有限的选择。《盐镇》（易小荷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则以当下四川小镇上普通女性的挣扎，看到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和经历的女性，都无不受困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只因为她们是女人。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男权社会的结构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虽然社会制度不断因应各种冲击而有所调适，但婚姻制度却异常地顽强，女性的处境的改善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恋爱、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也逐渐瓦解，然而女性在家庭里的处境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野千鹤子在《无薪主妇：以爱为名的剥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8月）明白无误地指出，“家务乃是无薪劳动”，女性对家庭的爱与奉献，实际上意味着身为劳动力遭到无情的剥削。她们疲惫不堪的结果，就是生育率的低迷，《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杉山春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有力地证明，女性的“育儿放弃”是她们对自身困境的被迫回应。
这并不是偶然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中指出：“一个社会父权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离，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况。若是女性不见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们去完成她们的工作。（与此形成对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内容，因此男性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够从容应对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情况：虽然某社会中大量男性因战争或贸易需要长期离开，但这个社会的生活并没有怎么被打乱。）”
他发现，女性劳动遭到了普遍的低估，因为全球70%的照料类劳动都是由女性承担的，但当下的工资劳动系统，却把大部分女性从事的劳动归为“非实际”劳动，“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毋庸置疑，财富即权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家务劳动有偿化”将可能改变当下的经济体系，因为正如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弗伯尔所言，“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
的确，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不仅有价值、一贯遭到低估，而且它实际上有效支撑起了社会经济体系的运作。尤其到了自动化的时代，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点。《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玛丽亚·米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8月）强调，劳动分工和性别分工的隐秘共谋，意味着女性劳动是资本积累的“内部殖民地”和根基，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换言之，对女性处境的理解和反思，不仅仅是为了共情其困苦，在制度上设法改进（例如男性也应当平等分担家务），也是一种社会批判的重要视角。
除了在家庭内部的困境之外，女性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有可能遭到物化和侵犯。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岳麓书社，2023年7月）一书，相当精彩地条分缕析了女性所经历的性暴力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那种男权文化如何阻碍了正义的实现。这不仅是一本冷静、犀利的论战手册，更重要的是厘清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物化”这一概念所隐含的8种意涵），这就让人们对遭受的困境有了清楚的认知和应对之道。
女性要怎样才能活出自我？英国学者萨拉·艾哈迈德所著《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的书名就已鲜明地表达了她的主张：在一个非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世界里，与他人建立更平等的关系，设法去支持那些以往很少得到支持的人，与此同时，不断去质问、推翻不合理的传统和教条，“我们不必遵照别人的安排生活”，“女性主义的家务并不是简单地打扫、维护一座房子。女性主义的家务旨在改造房子，重建属于主人的住所。”
确实，看清并认识到女性的处境，不仅是唤起权利意识，也是在召唤行动。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和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的对谈《身为女性的选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3月），就明确主张，女性应当摆脱那种意识与行为的割裂状态，认清婚姻并不是非经历不可的事情，容许自己有选择，这样才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进而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婚姻？什么才是好的家庭？“结婚和离婚都能成为一种选项的社会，对女性来说才是更好的社会。”
要推动这样的改变，并不只能靠女性的努力，也并不只有女性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身为女性的选择》犀利地分析了家暴背后的男权逻辑，强调应积极探索世代之内的互助，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超越血缘与家庭的关系上。同样，即便是家庭内部的情绪劳动，也不应该只是女性的事，这需要重塑当下的性别分工，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何谓“男性气概”。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它不仅是看见女性的处境，最终也必将意味着全面批判长久以来的社会安排，让我们看到全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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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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